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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早晨，我踩着阳光，再次走过封姑沟乡王家洼村贫瘠凌乱的村巷。后生婆姨们从自家的窑洞里走出来，无意间看见我，他们脸上就会堆起笑容，并且唤着我的乳名，问我考上了没有。刚刚见上我面的在问，还有的已经问过好几遍了。我喜欢这样的问候，它们就像清晨盛到我面前的一杯杯美酒，让我陶醉，让我兴奋，让我心里一而再地压抑住故土的牵掣和羁绊，并且再而三地产生出进城的勇气和信心。我当然也是满面春风，我兴高采烈却故作谦虚地回答我的乡党们，可能考上了吧，是政法大学！
宽志婆姨挤到人前，嘻嘻哈哈拧了我的耳朵，说，不是说上咱这儿的师范学院吗，咋又跑到省城上学去了？给嫂子说，是不是你舅回来给你办的?
我对别人提我舅很不快，对宽志婆姨使用“办”这个词更反感，可为了不破坏一大早的心情，我还是笑着，并试图将宽志婆姨的手从我的耳朵上卸下来。那手却麻雀一般飞开了，在空中飞舞，看，功臣回来了！
功臣指的是我友道叔。
远远地飞过来一辆自行车，骑车的少年虎头虎脑，是我友道叔的儿子王浩志，忽忽悠悠坐在后边的就是我友道叔。友道叔果然像是一个功臣，他笔直地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像在享受着一顶八抬大轿。友道叔努力掩饰着自己的喜悦，却掩饰不住，又平添出几分羞涩来。
浩志见人多，早已将车子刹住，让他大先下。友道叔屁股拧着挪下车，宽志婆姨一阵风一样迎了过去，啥功臣嘛，人家来志不在咱这儿上学了，他舅给办到省城念书哩！友道叔赶紧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没说我是功臣。友道叔说着轻松，脸上的菊花却黯淡下去。
友道叔给乡党们打了招呼，就抓了我的手,走，跟大回屋里拉拉话。
我随友道叔进了他家的院子，继而进了堂屋。友道叔脱鞋，上炕，用手拍了一下木炕边儿，然后微笑着看我。我于是也脱鞋，上炕，跟友道叔坐了对面儿。我怕友道叔问我政法大学的事儿，心里便慌慌的，却听见院子里哗啦哗啦自行车的声响，我正好扭头向院子看。友道叔说，浩志这狗东西学习不好，还不敢见你哩，故意磨得这会儿才进门。我抬头，友道叔并没看浩志，却在看我。
大，我舅硬是让我上了省城的学校哩。
怕友道叔难堪，我在我的语气里故意加进些委屈的成分。
大知道，是政法大学。你舅对着哩——咱镇北县怪了，出外的人都还做了大官，留下的却都没混出个啥名堂。
友道叔说得我脸红了，我赶紧将舅舅的话断章取义，解释给友道叔，大呀，我就不想去省城上学，可是人家政法大学偏偏就在省城；我上啥学校都可以，可是政法大学相对好找工作。
我没有给友道叔说政法大学出来是管人的，因为在我十八年来的生涯里，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管人的念头，自然更是说不出口的。然而友道叔似乎从我红了的脸跟虚伪的话里觉出了些趣味，他挪着屁股坐到我的身旁，要过我的一只手放进他的掌心拍打：
政法好，政法好，出来直接是官，直接管人，跟你舅舅一样，发号施令，威风八面。大真是教书教糊涂了，让你上的什么师范学院！
友道叔说出来我没有说的话。这话从友道叔嘴里说出来，却让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，咽不下也吐不出了。我知道，友道叔菊花一般的微笑就是一副面具，正在遮掩着他内心的不忍和失落。我看友道叔，友道叔眼窝深陷，鼻梁挺直，仿佛经刀子修饰过一般。刀修的眼窝和鼻梁是封姑沟人永恒的胎记，正像百年老店牌匾上的“正宗”二字一样，执著地记载着封姑沟人的血脉渊源。就拿我家来说，我爷是这样，我爸是这样，友道叔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
我说，二大，不管我上啥学，永远都是你的侄子，你的学生，永远都是咱封姑沟人。
友道叔还想说什么，大门却开了，门外熙熙攘攘涌进一群绵羊，白花花地占据了半个院子。友道叔重新坐到我的对面，扯着脖子向外看，脸上的笑容也收回了。
友道叔的婆姨草琴放羊回来了。
草琴吆喝着脚下的羊群，却不时地抬起头，冲我们这边笑一笑。草琴显然知道了我在她家，于是早早赶羊回来，像是为了专门招呼我这个大学生的。我虽有些得意，却还是感到不自在，草琴却用鞭子在羊群中吆开一个道儿，直接进了灶房。再出来时，她的身后跟着浩志。草琴边往堂屋走，边数落浩志，你哥来了也不知道招呼！草琴声音很大，也是说给我听。浩志跟了两步，扭头又往门外跑，脚下不小心踩了一只羊的蹄子，那羊咩地一声惨叫，跑开了。草琴回头，浩娃浩娃地叫，浩志早已出了大门，不见踪影了。草琴嘴里嘟囔着，却重新微笑起来，进了堂屋。
草琴说，来志呀，你看婶听说你来，羊都不放回来给你做饭哩。我笑了笑表示感谢。友道叔看了眼草琴就开始帮腔，对呀，你婶放羊中午一般不回来的。草琴又说，我叫浩娃见见他哥，狗东西还不来，也不问问他哥是咋样学习的。我笑了笑表示谦虚。我友道叔又帮腔道，狗东西跟我一起回来都不知道进屋来。草琴坐到了炕边上，来志呀，浩娃是我，还有你大的熬煎哩，你这两天趁还没走哩，帮婶劝劝娃，让他好好学习。我笑了笑表示答应。友道叔脸上的菊花却倏然消失，不再帮腔了。
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总是不屑把草琴称呼为婶子的。
草琴十八岁那年,友道叔从三十里外的高家庄把她娶到了我们王家洼。我至今还记得友道叔那天出发时的情景。友道叔穿着一身借来的中山装，身上披着红布，胸前别着红花，双手还一公一母提着两只鸡，显得分外滑稽。友道叔那时候已经在封姑沟小学做民办教师了，就有后生将他的课本偷拿来，分别夹在他的腋下，结合早已提在手上的鸡，他们亲切地把友道叔称作“王书记”。
友道叔所提的鸡当然不能算作彩礼，那只是作为一种象征物来供新郎新娘祭拜的。听人讲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封姑沟气朗天青，水草肥美，曾是鸟类理想的栖居地。我的祖先发现，在众多的鸟儿中，唯有大雁不仅有着严明的纪律，更是有着高尚的爱情。一对大雁一旦成为配偶，便永不分离，生死不渝，他们的爱情经得住任何方式的考验。曾经有人心怀嫉妒，竟将一只雄雁捉来，去了性器又放归自然。雄雁强忍剧痛和羞辱，历尽艰辛还是找到了配偶。更加令人嫉妒的是，没有了性生活的两只大雁竟依然同食同行，同飞同眠。浪漫而猎奇的封姑沟人得出了结论，大雁可以没有性，却不能没有爱。他们开始捕猎大雁了，一对对活雁从此就出现在封姑沟人婚礼的香案上。只是后来生态环境逐渐恶化，植被渐渐少了，大雁渐渐没了，而拜雁的婚俗尚在，于是信手可得的鸡就总被捉来，因陋就简地象征起封姑沟人的爱情了。
友道叔跟草琴的媒人是我友全伯。我还记得那天的司仪也是由我友全伯担当的。花轿抬回，仪式开始，友全伯便扯开了他悠扬的嗓子唱作了。友全伯唱，新娘下地拉花头。草琴下了轿,进了屋,将早已备好的核桃、大枣连同一对儿面捏的兔子挂到一杈枣枝上；友全伯接着唱，新郎新娘拜双雁。友道叔走进屋，拉起草琴的胳膊，向两只早已吓坏的鸡虔诚地拜了起来。友道叔和草琴听着友全伯曲折的唱腔，又拜了天地，拜了高堂，然后入了洞房。
草琴长得并不是很美，可她那天却像所有漂亮女子出嫁那样，整天都在绷着脸。所以，虽然她对司仪的安排很顺从，对友道叔的拉扯也不做作，对后生们的酸话还能受下，可对我来说，草琴却是一个不好接近的婶子。
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友道叔家吃着婚礼的剩菜，后生们已经来闹洞房了。这时候，友道叔的洞房外传来了清脆的童谣：
衣裳穿得红艳艳，
高跟鞋上端端站。
男人问啥都不会，
又能吃来又能睡。
我生气地丢下菜碗，想听清是谁在唱。当听出来领唱的是长我几岁的三娃时，我不光生气，简直就是愤怒了。我跑出去追三娃，却撵不上，我便停下大骂，三娃，唱你妈的X呢！
三娃回骂了我后，就在远处停下来，继续领着娃娃们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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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早晨，我踩着阳光，再次走过封姑沟乡王家洼村贫瘠凌乱的村巷。后生婆姨们从自家的窑洞里走出来，无意间看见我，他们脸上就会堆起笑容，并且唤着我的乳名，问我考上了没有。刚刚见上我面的在问，还有的已经问过好几遍了。我喜欢这样的问候，它们就像清晨盛到我面前的一杯杯美酒，让我陶醉，让我兴奋，让我心里一而再地压抑住故土的牵掣和羁绊，并且再而三地产生出进城的勇气和信心。我当然也是满面春风，我兴高采烈却故作谦虚地回答我的乡党们，可能考上了吧，是政法大学！
宽志婆姨挤到人前，嘻嘻哈哈拧了我的耳朵，说，不是说上咱这儿的师范学院吗，咋又跑到省城上学去了？给嫂子说，是不是你舅回来给你办的?
我对别人提我舅很不快，对宽志婆姨使用“办”这个词更反感，可为了不破坏一大早的心情，我还是笑着，并试图将宽志婆姨的手从我的耳朵上卸下来。那手却麻雀一般飞开了，在空中飞舞，看，功臣回来了！
功臣指的是我友道叔。
远远地飞过来一辆自行车，骑车的少年虎头虎脑，是我友道叔的儿子王浩志，忽忽悠悠坐在后边的就是我友道叔。友道叔果然像是一个功臣，他笔直地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像在享受着一顶八抬大轿。友道叔努力掩饰着自己的喜悦，却掩饰不住，又平添出几分羞涩来。
浩志见人多，早已将车子刹住，让他大先下。友道叔屁股拧着挪下车，宽志婆姨一阵风一样迎了过去，啥功臣嘛，人家来志不在咱这儿上学了，他舅给办到省城念书哩！友道叔赶紧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没说我是功臣。友道叔说着轻松，脸上的菊花却黯淡下去。
友道叔给乡党们打了招呼，就抓了我的手,走，跟大回屋里拉拉话。
我随友道叔进了他家的院子，继而进了堂屋。友道叔脱鞋，上炕，用手拍了一下木炕边儿，然后微笑着看我。我于是也脱鞋，上炕，跟友道叔坐了对面儿。我怕友道叔问我政法大学的事儿，心里便慌慌的，却听见院子里哗啦哗啦自行车的声响，我正好扭头向院子看。友道叔说，浩志这狗东西学习不好，还不敢见你哩，故意磨得这会儿才进门。我抬头，友道叔并没看浩志，却在看我。
大，我舅硬是让我上了省城的学校哩。
怕友道叔难堪，我在我的语气里故意加进些委屈的成分。
大知道，是政法大学。你舅对着哩——咱镇北县怪了，出外的人都还做了大官，留下的却都没混出个啥名堂。
友道叔说得我脸红了，我赶紧将舅舅的话断章取义，解释给友道叔，大呀，我就不想去省城上学，可是人家政法大学偏偏就在省城；我上啥学校都可以，可是政法大学相对好找工作。
我没有给友道叔说政法大学出来是管人的，因为在我十八年来的生涯里，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管人的念头，自然更是说不出口的。然而友道叔似乎从我红了的脸跟虚伪的话里觉出了些趣味，他挪着屁股坐到我的身旁，要过我的一只手放进他的掌心拍打：
政法好，政法好，出来直接是官，直接管人，跟你舅舅一样，发号施令，威风八面。大真是教书教糊涂了，让你上的什么师范学院！
友道叔说出来我没有说的话。这话从友道叔嘴里说出来，却让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，咽不下也吐不出了。我知道，友道叔菊花一般的微笑就是一副面具，正在遮掩着他内心的不忍和失落。我看友道叔，友道叔眼窝深陷，鼻梁挺直，仿佛经刀子修饰过一般。刀修的眼窝和鼻梁是封姑沟人永恒的胎记，正像百年老店牌匾上的“正宗”二字一样，执著地记载着封姑沟人的血脉渊源。就拿我家来说，我爷是这样，我爸是这样，友道叔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
我说，二大，不管我上啥学，永远都是你的侄子，你的学生，永远都是咱封姑沟人。
友道叔还想说什么，大门却开了，门外熙熙攘攘涌进一群绵羊，白花花地占据了半个院子。友道叔重新坐到我的对面，扯着脖子向外看，脸上的笑容也收回了。
友道叔的婆姨草琴放羊回来了。
草琴吆喝着脚下的羊群，却不时地抬起头，冲我们这边笑一笑。草琴显然知道了我在她家，于是早早赶羊回来，像是为了专门招呼我这个大学生的。我虽有些得意，却还是感到不自在，草琴却用鞭子在羊群中吆开一个道儿，直接进了灶房。再出来时，她的身后跟着浩志。草琴边往堂屋走，边数落浩志，你哥来了也不知道招呼！草琴声音很大，也是说给我听。浩志跟了两步，扭头又往门外跑，脚下不小心踩了一只羊的蹄子，那羊咩地一声惨叫，跑开了。草琴回头，浩娃浩娃地叫，浩志早已出了大门，不见踪影了。草琴嘴里嘟囔着，却重新微笑起来，进了堂屋。
草琴说，来志呀，你看婶听说你来，羊都不放回来给你做饭哩。我笑了笑表示感谢。友道叔看了眼草琴就开始帮腔，对呀，你婶放羊中午一般不回来的。草琴又说，我叫浩娃见见他哥，狗东西还不来，也不问问他哥是咋样学习的。我笑了笑表示谦虚。我友道叔又帮腔道，狗东西跟我一起回来都不知道进屋来。草琴坐到了炕边上，来志呀，浩娃是我，还有你大的熬煎哩，你这两天趁还没走哩，帮婶劝劝娃，让他好好学习。我笑了笑表示答应。友道叔脸上的菊花却倏然消失，不再帮腔了。
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总是不屑把草琴称呼为婶子的。
草琴十八岁那年,友道叔从三十里外的高家庄把她娶到了我们王家洼。我至今还记得友道叔那天出发时的情景。友道叔穿着一身借来的中山装，身上披着红布，胸前别着红花，双手还一公一母提着两只鸡，显得分外滑稽。友道叔那时候已经在封姑沟小学做民办教师了，就有后生将他的课本偷拿来，分别夹在他的腋下，结合早已提在手上的鸡，他们亲切地把友道叔称作“王书记”。
友道叔所提的鸡当然不能算作彩礼，那只是作为一种象征物来供新郎新娘祭拜的。听人讲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封姑沟气朗天青，水草肥美，曾是鸟类理想的栖居地。我的祖先发现，在众多的鸟儿中，唯有大雁不仅有着严明的纪律，更是有着高尚的爱情。一对大雁一旦成为配偶，便永不分离，生死不渝，他们的爱情经得住任何方式的考验。曾经有人心怀嫉妒，竟将一只雄雁捉来，去了性器又放归自然。雄雁强忍剧痛和羞辱，历尽艰辛还是找到了配偶。更加令人嫉妒的是，没有了性生活的两只大雁竟依然同食同行，同飞同眠。浪漫而猎奇的封姑沟人得出了结论，大雁可以没有性，却不能没有爱。他们开始捕猎大雁了，一对对活雁从此就出现在封姑沟人婚礼的香案上。只是后来生态环境逐渐恶化，植被渐渐少了，大雁渐渐没了，而拜雁的婚俗尚在，于是信手可得的鸡就总被捉来，因陋就简地象征起封姑沟人的爱情了。
友道叔跟草琴的媒人是我友全伯。我还记得那天的司仪也是由我友全伯担当的。花轿抬回，仪式开始，友全伯便扯开了他悠扬的嗓子唱作了。友全伯唱，新娘下地拉花头。草琴下了轿,进了屋,将早已备好的核桃、大枣连同一对儿面捏的兔子挂到一杈枣枝上；友全伯接着唱，新郎新娘拜双雁。友道叔走进屋，拉起草琴的胳膊，向两只早已吓坏的鸡虔诚地拜了起来。友道叔和草琴听着友全伯曲折的唱腔，又拜了天地，拜了高堂，然后入了洞房。
草琴长得并不是很美，可她那天却像所有漂亮女子出嫁那样，整天都在绷着脸。所以，虽然她对司仪的安排很顺从，对友道叔的拉扯也不做作，对后生们的酸话还能受下，可对我来说，草琴却是一个不好接近的婶子。
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友道叔家吃着婚礼的剩菜，后生们已经来闹洞房了。这时候，友道叔的洞房外传来了清脆的童谣：
衣裳穿得红艳艳，
高跟鞋上端端站。
男人问啥都不会，
又能吃来又能睡。
我生气地丢下菜碗，想听清是谁在唱。当听出来领唱的是长我几岁的三娃时，我不光生气，简直就是愤怒了。我跑出去追三娃，却撵不上，我便停下大骂，三娃，唱你妈的X呢！
三娃回骂了我后，就在远处停下来，继续领着娃娃们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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