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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回英国途中，我想了很多有关斯特里克兰的事。我试图理清我要对他妻子说的话。此行并不圆满，我不敢妄想她会满意我的表现，我自己也不满意。斯特里克兰让我感到很迷惑。我无法理解他的动机。我曾问他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当画家的，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也可能是不愿意说。我完全搞不清楚。我试图这样说服自己：有一种模糊的反叛意识慢慢在他那迟钝的头脑里冒出了苗头。但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，因为毫无疑问的事实是，他从来不曾对他那平淡单调的生活流露出厌烦的情绪。假如他只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沉闷生活，想要通过当一名画家来摆脱各种令人心烦意乱的束缚，那这事就很容易理解了，而且也是很寻常的，但我恰恰觉得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。到最后，因为我这人很有罗曼蒂克精神，我设计出一套解释，我承认这套解释有点牵强，但这是唯一能够令我满意的。它是这样的：我怀疑他的灵魂里是否深埋着某种创作本能，那种本能虽然受他的生活环境所抑制，却像肿瘤在活体器官中膨胀那样顽强地生长着，最终控制了他整个人，迫使他不由自主地采取行动。就好像布谷鸟把蛋产到其他鸟类的巢里，新生的小鸟破壳而出之后，就把它的养兄养弟挤出去，最后还会破坏那个收容它的鸟巢。
但非常奇怪的是，那种创作本能竟然缠上了这个鲁钝的股票经纪人，造成几个依靠他的人身陷惨境不说，也许还将会让他身败名裂。然而最奇怪的莫过于上帝之灵对达官贵人的纠缠，经过一番锲而不舍的苦苦追逐之后，那些人终于彻底臣服，舍弃尘世的欢乐和女人的爱慕，投身修道院，过着粗茶淡饭、凄寂冷清的生活。皈依有许多种形式，它的实现方式也有许多种。有些人需要外来的催化因素，宛如巨石被奔腾的激流冲成碎块；但有些人的皈依来得很慢，就好像经年累月的水珠滴穿了坚硬的石头。斯特里克兰拥有盲信者的率真和布道者的狂热。
但在讲求实际的我看来，这种让他失魂落魄的激情是否能够产生足以让他扬名立万的作品，那仍有待观察。我曾问起他在伦敦上夜校时，其他同学如何看待他的绘画技巧，他笑着说：
“他们把它当成笑话。”
“你开始走访这边的画室了吗？”
“开始了。那个蠢货今天早上还找过我——我说的是画室的主人。他看到我的画之后，只是扬扬眉，话也没说就走了。”
斯特里克兰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并没有垂头丧气。他完全不在乎他人的看法。
这正是我在和他打交道时最感到头痛的一点。有的人也号称他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但他们多半是在自己骗自己。总的来说，这些人只有在相信没人能发现他们的逾规越矩之处时才敢为所欲为。他们顶多就是因为有了几个亲朋好友的赞许，愿意去做一些与大多数人的观点相悖的事情。假如你的离经叛道无非是你这类人的惯用伎俩，那么在世人面前表现得离经叛道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。这会让你对自己肃然起敬。你既可以标榜自己勇气过人，又无须冒什么实际的危险。但渴望得到认可也许是文明人最根深蒂固的本能。哪怕是最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若是舆论纷纷指责她伤风败俗，她也会赶紧跑去求某个德高望重的人士为她主持公道。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们完全无视别人的看法，那我是不相信的。这是一种无知的虚张声势。这些人的意思无非是，他们不怕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而受到指责，因为他们自信没有人能发现。
但斯特里克兰这个人确实不介意人们对他有什么看法，所以纲纪伦常根本约束不了他。他就像浑身涂满油的角斗士，你永远抓不住他，这给了他一种让人火冒三丈的自由。我记得我对他说过：
“喂，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，这个世界就完蛋啦。”
“你这句话说得太蠢了。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像我这样的。绝大多数人做着普普通通的事情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我很想挖苦他一下。
“你显然并不遵守规矩：做人要循规蹈矩，要让自己的行动符合普遍法则。”
“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句话，但这是胡说八道。”
“这句话可是康德说的。”
“我管谁说的？反正这就是胡说八道。”
像这种人，你跟他谈良知也是没有用的。那就像没有镜子而想看到自己的容貌。我认为良知是心灵的卫兵，它守护着各种社会赖以存续的规则。它是驻扎在每个人心里的警察，监督我们不要为非作歹。它是安插在自我意识最深处的间谍。人太过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太过害怕遭受别人的责难，所以亲自把敌人迎进了家门；于是间谍持续地监视着他，警惕地捍卫着其主人的利益，无情地摧毁任何刚露出端倪的、不服管束的欲望。良知迫使他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。它是强韧的纽带，联结着个体和整体。而他在说服自己相信社会利益比个人利益更为重要之后，就难免会沦为良知这个监督者的奴隶。他将其供奉起来。到最后，就像宫廷弄臣因为肩膀上扛着皇帝的权杖而感到光宗耀祖那样，他会因为自己对良知非常敏感而觉得无比自豪。然后当遇到不受良心约束的人，他就会张皇失措、哑口无言，因为身为社会成员，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对这种人他完全是无可奈何的。发现斯特里克兰确实不在意他的举动会引人唾骂之后，我只能惶恐地落荒而逃，好像我撞见的是不成人形的怪物。
那天晚上我向他道别时，他最后跟我说的话是：
“告诉艾美最好别来找我。我很快就要换酒店了，所以她就算来了也找不到我。”
“我个人认为她能摆脱你反倒是件好事。”我说。
“老兄，我只希望你能让她明白这个道理。可惜女人是非常愚蠢的。”
返回英国途中，我想了很多有关斯特里克兰的事。我试图理清我要对他妻子说的话。此行并不圆满，我不敢妄想她会满意我的表现，我自己也不满意。斯特里克兰让我感到很迷惑。我无法理解他的动机。我曾问他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当画家的，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也可能是不愿意说。我完全搞不清楚。我试图这样说服自己：有一种模糊的反叛意识慢慢在他那迟钝的头脑里冒出了苗头。但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，因为毫无疑问的事实是，他从来不曾对他那平淡单调的生活流露出厌烦的情绪。假如他只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沉闷生活，想要通过当一名画家来摆脱各种令人心烦意乱的束缚，那这事就很容易理解了，而且也是很寻常的，但我恰恰觉得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。到最后，因为我这人很有罗曼蒂克精神，我设计出一套解释，我承认这套解释有点牵强，但这是唯一能够令我满意的。它是这样的：我怀疑他的灵魂里是否深埋着某种创作本能，那种本能虽然受他的生活环境所抑制，却像肿瘤在活体器官中膨胀那样顽强地生长着，最终控制了他整个人，迫使他不由自主地采取行动。就好像布谷鸟把蛋产到其他鸟类的巢里，新生的小鸟破壳而出之后，就把它的养兄养弟挤出去，最后还会破坏那个收容它的鸟巢。
但非常奇怪的是，那种创作本能竟然缠上了这个鲁钝的股票经纪人，造成几个依靠他的人身陷惨境不说，也许还将会让他身败名裂。然而最奇怪的莫过于上帝之灵对达官贵人的纠缠，经过一番锲而不舍的苦苦追逐之后，那些人终于彻底臣服，舍弃尘世的欢乐和女人的爱慕，投身修道院，过着粗茶淡饭、凄寂冷清的生活。皈依有许多种形式，它的实现方式也有许多种。有些人需要外来的催化因素，宛如巨石被奔腾的激流冲成碎块；但有些人的皈依来得很慢，就好像经年累月的水珠滴穿了坚硬的石头。斯特里克兰拥有盲信者的率真和布道者的狂热。
但在讲求实际的我看来，这种让他失魂落魄的激情是否能够产生足以让他扬名立万的作品，那仍有待观察。我曾问起他在伦敦上夜校时，其他同学如何看待他的绘画技巧，他笑着说：
“他们把它当成笑话。”
“你开始走访这边的画室了吗？”
“开始了。那个蠢货今天早上还找过我——我说的是画室的主人。他看到我的画之后，只是扬扬眉，话也没说就走了。”
斯特里克兰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并没有垂头丧气。他完全不在乎他人的看法。
这正是我在和他打交道时最感到头痛的一点。有的人也号称他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但他们多半是在自己骗自己。总的来说，这些人只有在相信没人能发现他们的逾规越矩之处时才敢为所欲为。他们顶多就是因为有了几个亲朋好友的赞许，愿意去做一些与大多数人的观点相悖的事情。假如你的离经叛道无非是你这类人的惯用伎俩，那么在世人面前表现得离经叛道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。这会让你对自己肃然起敬。你既可以标榜自己勇气过人，又无须冒什么实际的危险。但渴望得到认可也许是文明人最根深蒂固的本能。哪怕是最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若是舆论纷纷指责她伤风败俗，她也会赶紧跑去求某个德高望重的人士为她主持公道。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们完全无视别人的看法，那我是不相信的。这是一种无知的虚张声势。这些人的意思无非是，他们不怕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而受到指责，因为他们自信没有人能发现。
但斯特里克兰这个人确实不介意人们对他有什么看法，所以纲纪伦常根本约束不了他。他就像浑身涂满油的角斗士，你永远抓不住他，这给了他一种让人火冒三丈的自由。我记得我对他说过：
“喂，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，这个世界就完蛋啦。”
“你这句话说得太蠢了。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像我这样的。绝大多数人做着普普通通的事情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我很想挖苦他一下。
“你显然并不遵守规矩：做人要循规蹈矩，要让自己的行动符合普遍法则。”
“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句话，但这是胡说八道。”
“这句话可是康德说的。”
“我管谁说的？反正这就是胡说八道。”
像这种人，你跟他谈良知也是没有用的。那就像没有镜子而想看到自己的容貌。我认为良知是心灵的卫兵，它守护着各种社会赖以存续的规则。它是驻扎在每个人心里的警察，监督我们不要为非作歹。它是安插在自我意识最深处的间谍。人太过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太过害怕遭受别人的责难，所以亲自把敌人迎进了家门；于是间谍持续地监视着他，警惕地捍卫着其主人的利益，无情地摧毁任何刚露出端倪的、不服管束的欲望。良知迫使他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。它是强韧的纽带，联结着个体和整体。而他在说服自己相信社会利益比个人利益更为重要之后，就难免会沦为良知这个监督者的奴隶。他将其供奉起来。到最后，就像宫廷弄臣因为肩膀上扛着皇帝的权杖而感到光宗耀祖那样，他会因为自己对良知非常敏感而觉得无比自豪。然后当遇到不受良心约束的人，他就会张皇失措、哑口无言，因为身为社会成员，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对这种人他完全是无可奈何的。发现斯特里克兰确实不在意他的举动会引人唾骂之后，我只能惶恐地落荒而逃，好像我撞见的是不成人形的怪物。
那天晚上我向他道别时，他最后跟我说的话是：
“告诉艾美最好别来找我。我很快就要换酒店了，所以她就算来了也找不到我。”
“我个人认为她能摆脱你反倒是件好事。”我说。
“老兄，我只希望你能让她明白这个道理。可惜女人是非常愚蠢的。”